時光荏苒，歲月變遷，中國酒業在經過早期的發展之后，迎來了第一個調整轉型期。在這個時期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、1998年“山西朔州毒酒案”、1998年啤酒價格大戰、1999年新工藝白酒風波等一系列事件，對中國酒業的發展帶來不小的沖擊，直接促發中國酒業的調整與轉變。

2000年國家實施白酒生產許可證制度、2000年《葡萄酒生產管理辦法》的發布、2000年紹興酒成為我國首個原產地保護產品、2001年國家實施從量計征白酒消費稅等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實施，使整個酒行業日趨走向成熟。

一次次的沖擊與挑戰也是一次次的機遇，讓中國酒業在這期間產業產品結構不斷完善，融資渠道多元化發展，股份制企業不斷涌現，企業管理與市場經濟更互相適應，科技進步、企業規模不斷膨脹、人才的培育更加完善，為中國酒業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，為 “黃金十年”發展期的出現做好了鋪墊。

白酒：順應趨勢守正開新

1997年是悲喜同存的一年，喜的是香港回歸、舉國同慶;悲的是金融危機、市場動蕩，當人們還沒從這種氛圍走出來的時候，1998年初“山西朔州毒酒案”則將白酒推上了風口浪尖，一時間人們“談酒色變”，全國各地形成了對假酒一片喊打的局面。

“山西朔州毒酒案”就是中國酒類市場食品安全監管的“分水嶺”，間接促進了中國白酒市場監管的整頓和完善，1998年，《關于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酒類產品違法行為的通知》開始印發，明確白酒將實施生產許可證制度，并于2000年1月開始發放白酒生產許可證，這在制度上保證了白酒生產的安全。

與此同時，白酒產量經過高速增長之后，白酒行業產能過剩、供大于求的狀況突出，整體技術裝備水平仍然較低，白酒企業集團化、規模化發展仍需引導，產業結構性調整刻不容緩。

1999年5月，已故著名白酒專家沈怡方在接受《華夏酒報》記者采訪時曾說過：“要想改變前些年盲目發展所產生的結果，就必須從行業結構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。”

因此，白酒生產企業都在謀求新的布局，比如具有區域代表性的口子窖。

口子窖在1999年經過對市場一系列的調查和研究，提出“通路管理、市場啟動、消費者傳播”三位一體的整合營銷模式，被業界稱之為“盤中盤”模式，并迅速在白酒營銷領域取得廣泛影響，開啟了白酒營銷的新局面。

而在2000年和2001年，水井坊和國窖1573先后以 “超高端”白酒的形象入市，相繼推出“雙品牌戰略”模式，至今仍被視為區域性品牌階段性發展的重要戰略手段。從另一方面看，水井坊和國窖1573的誕生，也是繼酒鬼酒開創文化白酒之后第二次為“文化價值酒”大潮推波助瀾。

2000年，我國白酒行業產量達到476.11萬噸;實現銷售收入513.25億元，同比增長1.54%;稅金84.25億元，同比減少2%;利潤總額43.27億元，同比增長4.8%;利稅合計127.25億元，居全國各酒種之首。

2001年，中國加入WTO之后，面對全球經濟浪潮，新的機遇和挑戰迫使整個行業進行技術的革新、產品的創新，也為之后的“黃金十年”埋下伏筆。

啤酒：產業結構日趨成熟

啤酒市場經過幾年的發展，截至1997年，啤酒企業逐漸向規模化、集團化發展，啤酒業獨立法人企業已減少至550家，其中年產量達5萬噸以上的有98家，其產量占全國啤酒總產量的61.8%。

但隨著供求矛盾越發明顯，國外品牌強勢介入，激烈的市場競爭讓啤酒企業紛紛降價，再加上酒瓶爆炸事件的發生，“價格大戰”愈演愈烈，既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，又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。

1998年5月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》正式實施，其將市場壓價傾銷行為列為法律禁止的“不正當價格行為”，違者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。同年，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下發了《關于國家標準<啤酒瓶>(GB4544—1966)實施中有關問題的通知》，其要求啤酒企業必須全用符合GB4544—1996的啤酒瓶，并按照這一強制性標準建立新瓶和回收瓶進場的抽檢制度，這兩項法律法規的實施，為啤酒業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基礎。

在政策保證啤酒市場以及產品質量安全之后，1998年，在中國釀酒工業協會(現更名為中國酒業協會)啤酒分會第一節四次常務理事會上，專家們指出，要培育啤酒市場，建立有序、合理的競爭規則，保證啤酒業健康發展。

會上對啤酒的發展做出五點建議：培育市場、制定秩序、企業集團化與生產的規模經濟有機結合、保證質量和注重環保、加強民族品牌宣傳。